“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管理与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研讨会现场 照片由校方提供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记者 查建国 夏立 陈炼)4月13日，二十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探讨“后疫情时代城市应急管理与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上海市知名专家诸大建、张维为、卢洪洲、刘中民、赵来军等与会。

战胜疫情亟需科技创新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院长刘中民教授结合此次疫情中东方医院的做法和成果，提出此次应对较为迅速、成绩比较突出主要得益于政治站位、规范应对、主动应对和科技应对迅速高效。此次出动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驰援武汉，随队的10辆救援车和25顶帐篷，解决了武汉方舱医院——东西湖方舱医院的神经中枢和指挥系统问题;在武汉，我们的管理、治疗都为方舱医院的运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我们深知最终战胜疫情还得靠科技创新，最近几个月，我们组织科研团队在疫苗研发、检测试剂、干细胞治疗等方面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应对这样大规模、集中发生的公共疫情，我们的城市治理还存在资源共享不足、联防联控无联办、战略储备不足、智能防控体系缺乏等短板亟需解决。

同济大学诸大建教授表示，从新冠病毒与生态系统的角度，应着手提出第三次卫生革命的概念，以强调传染病与生态安全和生物安全的关系。第一次卫生革命涉及贫穷时代的传染病问题，第二次卫生革命则涉及发达之后出现的慢性病问题，此次疫情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同时冲击，可见当下的传染病更为复杂与狡猾。由于生物多样性减少，气候变化加剧，全球人口的大规模、快速流动，以及城市扩张减少了人与自然的缓冲地带，其部分导致了新型传染病的发生与发展。为此，第三次卫生革命应从生态与疾病的关系研究深层原因，提出治本之策。从城市发展角度而言，新冠疫情要求我们加强生态导向的健康城市建设。针对新型传染病背后的生态原因，应强化宏观尺度的城市健康化规划和建设，包括保护城市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增加人与生物的缓冲空间;建设气候安全城市，减少气候变化导致的致病因素;减少高密度的人群聚集，建设分布式多组团的大都市圈等。公共卫生风险管理的目标应该是构建系统化的健康城市，而不是单一地关注卫生或是医院建设。在重大传染病风险发生时,突击建设小汤山型医院和方舱医院是重要的，但能够在城市发展中预留这样的空间更为重要。

加强公共卫生人才培养

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副院长、驰援武汉应急医疗队领队雷撼结合武汉抗疫经验认为，比较目前世界各国的抗疫情况，我国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一种前所未见的疾病，其发现、确定到预警、全面响应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重视一线的发现、预警，以更快、更好、更准地响应，加强科学预警与管理响应机制的高效协调。另外，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迫在眉睫，可最大限度避免疫情初期医生的大量感染。

复旦大学张维为教授认为，回顾2019全球卫生安全指数排行榜，全球195个“国家及地区卫生安全能力”排名中，美国、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占据前五，对照此次疫情，我们必须对其排名保持谨慎的态度，尽早建立自己的指标体系。中国的崛起集四次工业革命成果于一身，形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纺织、煤炭与物联网、区块链和谐共生，部分国家希望工厂回流，在全球化的当下，与我国的产业链脱钩并非易事。

会上，上海公共卫生中心书记卢洪洲、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赵来军、上海浦东卫生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张宜民分别作了主旨报告，中南大学徐选华教授作了视频连线报告，专家们就抗疫科研、疫情应急管理、公共卫生管理体制机制、韧性城市等分别报告了各自的成果。交流环节，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王慧、同济大学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李舒、同济大学医学与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姜成华等针对突发事件风险认知与多部门协同、应急管理职能设置与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临床医学与预防医学的融合、后疫情时期的应对策略等议题分别发表意见。李舒介绍，目前我们正着手制定国办项目健康社区十四五规划，管好公共卫生最初一公里——社区。王慧建议公共卫生教育应纳入通识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应该完善评估体系，摒除“唯论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