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敢骑车上班了”，12月10日中午11点37分，陈雅(化名)在朋友圈写下这条状态，并随手配发了一张已逐渐转晴的蓝天照片。23分钟后，北京解除了首个重污染红色预警。

　　这是北京进入重污染红色预警的第三天，伴随冷空气入境，灰黄色的雾霾开始逐渐消散。与前两日相比，街上的行人明显增多，口罩已不再是“标配”。不少人像陈雅一样举起手机捕捉着放蓝的天空，不似之前的行色匆匆。

　　在全国人大环资委调研室巡视员何嘉平看来，这一次，北京市政府的防治工作相对及时。12月7日，北京首次发布雾霾红色预警，随即，工业企业停限产，施工工地被彻底要求停止作业，机动车实施单双号限行，中小学“停课不停学”，部分企事业单位实施弹性工作时间。

　　雾霾天里，人们整体的出行量下降了不少。但同时，腾讯新闻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北京，部分医院呼吸科的病人数量增加近1/6，使用滴滴打车赶往儿童医院的看病者一天多了4成；外卖量及快递配送量同步增长，环卫等工作压力加大。仍然有很多人在“十面霾伏”中坚守，甚至“逆行”，“就是正常工作，没有特殊的措施和补贴。”很多人这样说。

　　也有不好的消息。12月9日下午，北京市气象局会同相关单位进行的天气专题会商得出结论：预计11日夜间开始，京津冀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将再度转差，12日到13日将有轻度到中度霾。这将是雾霾在不足一个月时间内的三度光顾。

　　面对雾霾，除了红色预警，还能做什么？

　　雾霾天，户外工作缺少行业标准

　　中午11点前后，圆通、韵达、申通、京东、顺风5家快递陆续到达翠微路西侧，在路边摆开架势。从12月7日开始到10日中午的红色预警期，并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同样的情景出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园里，9日这天下午，送货员小林(化名)一共打出了40多个电话，之后，他把车上的货物排开分类标记，“雾霾天咋了，早就习惯了”。

　　虽然公司提供了口罩，但小林没戴，他觉得戴着说不清楚话，“不舒服也太费劲”。同期来来往往的其他快递员，很多和小林一样，似乎雾霾并不是威胁，反而可能有更多生意。

　　北京滴滴打车出行数据和北京空气质量状况对比结果显示，两个月间，在重度污染或严重污染天气，北京市民打车出行量下降，尤其是非工作日，出行量平均下降一成。相比外出，人们更愿意躲在家中解决“温饱”：12月7日、8日，百度北京地区外卖订单量相比平时提升了24%；12月8日，“饿了么”平台的3M口罩订单量为一周前空气质量良好时的10.5倍。

　　雾霾天里，多家快递及外卖公司的员工都坚持在一线继续工作。部分公司为员工配发了相应的防霾口罩，而很多公司没有提供任何防护设备，补助也少之又少。

　　“送一件就能赚一块钱。”小林说，他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相应的提成，而提成一般是根据派件数量，因此，恶劣的天气对他的“阻挡”并不算大。

　　“在交通通畅的情况下，快递人员不会因为天气原因停止工作，风吹雨淋也依然会坚守在岗位上。毕竟除了快递人员之外，也还有很多别的行业同样面临雾霾等等极端天气影响。除了与个人直接联系的快递业务外，快递也还包括很多日常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向超市配送货物，都不能因为天气原因而停止供货。”韵达快递工作人员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寿龙指出，对于雾霾防护，国家的政策规定及建议范围多集中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与其他恶劣天气相比，雾霾的特殊性在于不确定性，因此对于企业来说，也比较难形成相应的防护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户外工作者不该被重视。劳动法专家、北大法学院客座教授梁智说，雾霾不同于其他极端天气，它会对人体造成不同程度的不可逆损害。但目前劳动者对于雾霾的认识显然不足，这种意识的单薄也是社会公众的普遍现状。

　　“雾霾对人体的损害会存在一定的潜伏期，虽然对人体有伤害，但不是当即就会显现症状，而是一种慢性损伤，并且在发病时也难以论断疾病与雾霾的直接关联，这也在一定程度加剧了人们对雾霾的轻视。”梁智说。

　　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叶明欣表示，目前我国对户外工作缺乏行业标准，在户外工作，当雾霾达到何种浓度时，应配备何种护具，在达到何种浓度应停止户外作业，这些都缺乏相应的标准规范。

　　“目前我国对于雾霾天气的督查，主要集中于一些指标上的检验，比如工地扬尘及机动车排放。”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政策部副主任董战峰表示，在户外工作的行业标准问题上还是空白。

　　PM2.5尚未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

　　与红色预警“挂钩”的，是工地、学校以及部分企业。而大多数人无缘弹性工作制。

　　公务人员是坚持工作的人群之一。在雾霾天气里，他们甚至比往常更为忙碌。12月7日，北京市住建委要求全市各工地按照红色预警采取相应应急措施，要求所有施工工地停止室外作业。北京市、区住建委共设立近100个检查组，派出500人队伍对全市施工工地进行不间断巡检。

　　北京市环保局、市交通委路政局等多个部门，也相继成立了专项督查或检查组，外出赴各相关地区进行减排等督查。

　　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说，在刚刚过去的北京市雾霾红色预警期，环卫工依然坚守岗位，24小时上岗。“即使面对雾霾天气，环卫工也要保证各个区域的卫生。”

　　“虽然人员实行轮岗制度，但必须保证一个岗位上24小时都有人在。”他表示，在遭遇严重雾霾、暴雪等恶劣天气启动应急措施的情况下，单位会为环卫工发放口罩，且提供相应的加班工资。

　　“越是环境污染严重的时候我们越忙。”河北环保部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人也需要“霾头苦干”。滴滴打车出行数据结果显示，相比同期非雾霾天气，严重雾霾天工作日人们有了防护意识，去商务楼宇的出行订单量不降反升4.1%。

　　叶明欣表示，快递派送员、环卫工人、交通警察等患上呼吸系统疾病的概率更高，但我国的法律没有跟上实践变化和科学研究的进展。

　　叶明欣说，我国职业损害达到职业病或者工伤的认定需要考虑危害因素和导致疾病两个方面。而雾霾在认定的这两方面都存在问题，PM2.5既未列入职业病危害因素，由PM2.5导致的呼吸道疾病或肺癌也没有进入职业病目录，因此目前从法规角度来看，在雾霾天，劳动者的保护措施方面存在漏洞。

　　“在缺乏行业强制性监管标准和赔偿责任的前提下，只能期待用工单位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但户外工作者对于雾霾的认识还很不到位。”叶明欣表示，关注雾霾问题的更多是中等收入人群，对于从事基层户外工作的人群来说，生存仍是第一位的。

　　“应对雾霾，应推动公众参与，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科普以明确认知，激活社会各界对雾霾的交流讨论和关注，完善法律机制，将雾霾对人身的伤害提高到劳动保护层面。”叶明欣提议。

　　面对雾霾，不能长期“靠天吃饭”

　　12月10日，在北京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李燕(化名)中午专程赶回家为儿子做饭，这是中小学因雾霾而停课的第三天，从12月11日开始，她就可以松一口气，因为伴随着红色预警的解除，学生们又开始恢复正常的校园生活。

　　李燕的多数同事也和她作出了一样的选择。他们一方面感觉到，在北京市发布的红色预警里，自己和家庭对于空气污染问题的认识逐渐明晰。另一方面，她们开始担忧，恶劣天气里，家长们多数还要上班，孩子放在家中谁来看管？而且，即使不上学留在家里，如果没有空气净化器，“室内的空气又会比室外好多少？”

　　雾霾给人们带来的变化，不仅是生活节奏被打乱，也让人们行动起来。11月末第一轮雾霾的侵袭过后，一些学校便有家长联合出资，为班级添置空气净化器的，“日后遇到类似情况，也可以加强保护。”

　　“近年来，本市不断加大大气污染防治力度，通过采取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等措施，持续改善了首都空气环境质量。但是，目前污染物排放总量仍然超过环境容量，在极端不利气象条件下容易引发空气重污染。”今年3月16日，北京市政府印发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中这样表示。

　　“雾霾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半常态了，不再是简单的偶然现象，长年累月之后再去采取措施，只能是亡羊补牢。”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京慰说。他建议，应该仔细评估极端污染状况下受影响最大的群体，了解他们受到的损害应该怎么样去预防、保护，力争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减轻。

　　梁智表示，历史上，伦敦与东京在工业发展进程中也经历过雾霾的侵袭，把碳排放量高的企业都关掉并不现实，但是对一些劳动密集型、生产率低、碳排放量大、污染严重的企业必须加强治理。

　　“面对雾霾，不能长久地‘靠天吃饭’。”梁智说，科技如何投入到预防和抵制污染方面，值得社会各界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