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关于支持生育的相关政策持续引发关注，从四川取消对生育登记相关限制条件，到近期多地发布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发放生育津贴等消息。记者梳理多条信息发现，各地这些支持性政策从二孩时代就开始推出，三孩时代更加密集。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增长迎来重大转折。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负增长。

　　“从人口发展规律和预测结果来看，人口负增长一旦开始，将持续较长时期。”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宋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说。

　　人口负增长之后，目前各地出台的支持生育政策多久可以发挥作用？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表示，政策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来看，生育支持政策可能主要对想生但不敢生的人起作用，而对基本没有生育意愿的人，效果不会太大。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支持政策，好的政策有助于营造好的育儿氛围，可能会提振人们的生育意愿。”杨菊华说。

　　托育机构或迎来新的发展期

　　1月30日，盼了近两个月，90后李彦兮终于盼来了两岁女儿糖糖所在的托班复课。

　　李彦兮坦言自己不愿意成为那种为了孩子而失去自己生活的妈妈，她的心态其实是众多年轻人的心声。与此同时，养育孩子越来越精细成为社会趋势。当追求自我的年轻人遇到需要精心呵护的幼儿时，带孩子的生活就更辛苦了。

　　幸运的是，李彦兮在家附近为孩子找了一个托班。虽然托班每个月5000多元的费用让李彦兮有些心疼，但是相比能换来的生活的喘息，她觉得这笔钱还是应该花。

　　除了像李彦兮这样的全职妈妈，还有众多职场女性也需要托班，好让自己顺利回归工作岗位。

　　杨菊华表示，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是生育支持体系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众多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它是所有支持政策中对生育提振作用最大的一项。2022年8月17日，国家卫健委召开的相关主题发布会通报，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

　　2019年以来，国家卫健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制订印发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管理规范、登记和备案办法等，促进托育机构规范起步，行业健康发展。“但遗憾的是，在刚刚起步阶段，就遭遇了新冠疫情，这确实对托育机构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杨菊华说。

　　2021年年末，我国每千人口的托位数仅为2.03个。按照规划，2025年，我国将达到每千人口4.5个托位数。

　　宋健表示，每千人口4.5个托位数是国家的基本要求，属于平均指标。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测算家庭需求，不仅要达到基本要求，更要以满足家庭需求为目标。

　　2022年5月，福建发布了相关政策，新建城区和新建住宅区应当按照每千人不少于10个托位规划建设托育服务设施，老城区和已建成住宅区无托育服务设施或者现有设施未达到标准的，应当通过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按照每千人不少于6个托位建设托育服务设施。同年8月，浙江发布文件要求，新建社区按照每千人10个以上托位的标准配置托育服务设施，未满足托位标准配置的待建、在建和已建成社区要通过改建、购置、置换、租赁等方式加快增配。

　　“3年疫情期间，托育行业与很多其他行业一样遭到冲击，随着疫情调控措施的完善，托育行业将会迎来发展的加速期。”宋健说。

　　并不是钱发得越多、假放得越长就越好

　　记者梳理各地的生育支持政策时发现，增设育儿假、延长产假是常见措施，有的地方还会直接发津贴。宋健表示，如果说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构主要是提供生育的服务支持，假期延长和津贴发放则是提供生育的时间和经济支持，对提振生育信心同样重要。

　　宋健强调，产假、育儿假、生育津贴等这些措施要避免地区间的攀比。并非钱发得越多、假期时间越长，效果就一定越好，太多的假期会削弱女性在职场的竞争力，也不利于企业的理解和认同，在激烈竞争的社会环境下，企业的成本付出毕竟是有限度的。

　　所以，宋健建议，增加假期的同时还需要明确成本分担机制，为企业提供适当的税费减免，以避免对女性的歧视。

　　对于一些省市发放生育津贴的政策，宋健分析说：“津贴发放额度在不同地区、对不同人群的效果并不相同，发多了政府承担不起，更遑论可持续性；发少了对家庭没有实质性帮助。所以津贴怎么发、发多少、发给谁，需要在配套支持措施实践中因地制宜制定细则，以取得效益最大化。”

　　产假、育儿假和生育津贴相关政策的执行体现了生育支持政策制定、落实过程中的复杂性。安徽规定，子女6周岁以前，每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该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而在安徽某家私企工作的王莉，虽然在2022年休满了10天育儿假，“但今年同事请育儿假时，公司说没有，而且以后可能都没有了”。事实上，王莉身边很多朋友都没有享受到育儿假，“虽然有政策，但还是得看企业具体的情况，感觉很多私企都没有育儿假”。

　　杨菊华表示，中国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才刚刚起步，政策落地也还需要时日。无论如何，任何一项单独的政策或政策之间相互矛盾，都难以对提振生育水平起到明显的效用，只有全程性、全局性、协同性的政策，才可能对生育意愿和水平提到提振作用。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彦兮、王莉和王易均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刘昶荣 见习记者 谭雅丽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