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2012年至2018年，慈善进步指数排名基本稳定。然而，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如果明年再发布慈善进步指数，会不会出现排名变化较大的情况?

王振耀：我认为会出现大的变化。病毒不按常理“出牌”，引起全世界的思考，这将导致我们的知识理念、疫情应对措施、慈善公益方法以及相关的公共政策产生很大的变化。对此，我们应该做好思想准备。

记者：研究团队的一个观点是：北上广江浙等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及时出台相关政策文件，回应社会需求，与其长期以来较高的慈善政策进步水平密不可分。能否进一步阐释下这一点?

王振耀：慈善政策进步水平较高的地方，善于动员社会力量，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有比较良性的互动，公益慈善机构有时候能与政府形成密切配合的关系。疫情发生前后，这些地区的慈善创新力正在和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慈善正在成为引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素之一。举例来说，腾讯的“99公益日”和阿里巴巴的“公益周”，不仅做好人好事的评选，还支持科研，通过慈善推动社会进步。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尝到了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的甜头——为经济社会发展转化出良性的推动作用。

建议慈善政策进步水平较高的地区，应更加重视在慈善政策管理等各个方面与慈善机构良性互动，进一步助推慈善机构广泛地进入到养老、助残、儿童福利、社会服务等领域。一旦进入，慈善就会与企业创新体系和社会治理体系形成密切的共生融合的机制，慈善可以成为我国从人均GDP1万美元迈向更高水准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记者：从这次疫情来看，社会组织的前期参与难说成功，到后一阶段才似乎逐渐找到节奏。社会组织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提升?从外部环境来说，现有的社会组织政策体系是否应有所调整?

王振耀：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我们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会暴发到如此大的规模。政府调整政策到位需要一个过程，公益组织的应对更是如此。2003年非典期间，我在民政部工作时曾负责社会捐赠，当时全国捐赠的款物为40亿元左右，而这次疫情发生后，光是企业捐赠款物很快就超过了300亿元。面对如此巨大的需求和捐赠量，社会组织一开始的确不适应，但后来调整得很到位，应该总结这一过程的经验教训。我认为，社会组织需要改善的地方在于，应建立和完善疫情应对机制，建立专业化平台，开展专业化培训，形成“链条式”或网络式的合作。大疫是一堂“大课”，提升的是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

政策方面也需要进行调整。我注意到，近期民政部发布相关政策，考虑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等因素，针对社会团体、全国性社会组织年检、审批等工作出台了延迟、放宽等措施，还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民政部作了非常好的示范，我认为各地也应根据疫情变化进行相应调整。

政策调整应注重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比如，武汉封城期间，如果没有大量志愿者作为桥梁和纽带，提供各种服务，会面临更多困难。

此外，应注重落实慈善法，把社会组织的能力顺畅地发挥出来，完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密切互动机制。

记者：受疫情冲击，不少企业提前预支甚至透支年度慈善公益预算，导致社会组织筹款来源或将缩减;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尤其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预算或许也会受到影响。该如何化解社会组织发展接下来面临的资金难题?

王振耀：我认为，这恰恰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在养老、助残、孤儿救助、自闭症康复等领域，有大量的社会刚需。疫情过后，需求会更大，社会组织可以提供广泛的服务。

社会组织要进入社区和家庭，非常细致地照顾这些困难群体，通过服务可以获得更多收入。以养老为例，一方面一些老年人有钱可能找不到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想购买养老服务，两方面的需求可能促成社会组织生态发生大变化———不是靠捐赠，而是靠服务收费来获取资金。也就是说，资金结构会发生变化。现代公益慈善事业正是如此，在一些发达国家，慈善捐赠只占社会组织收入的10%~20%，其余资金均来自政府与公众购买。在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早在10年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年度资金总额就超过100亿港元了。

我认为，今年可能是中国公益组织转型的重要年份，社会组织应积极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拓展更多需求和市场，从而获得更多资金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