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次大考。此次大考中，慈善组织积极动员社会募捐，为疫情防控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开展各种志愿服务、关爱受疫情影响的特殊群体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受到了党和政府以及社会的认可与重视。但在考出成绩的同时， 社会组织也暴露了不少的问题与短板。后疫情时代，大考之后的复盘与反思，成了公益慈善领域必须面对的课题。

“要重视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当中的应急响应，必须进行改革。”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递交的提案——《推动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当中应急响应机制的改革》，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

在白岩松看来，公益慈善组织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存在“小马拉大车”的情形，很难把所有事情做好。“它固然有能力不足、需要快速提升的地方，但更多的是机制不顺畅，所以应当进行相应改革。”白岩松认为，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慈善机构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应急响应。公益慈善组织公开透明的问题，也应该用机制去解决。

白岩松对于公益慈善组织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反思，也正是许多公益慈善领域专业人士正在思考的问题。

“疫情防控对我们甚至整个行业都是挑战。”湖北省慈善总会副秘书长康锋接受《慈善公益报》记者采访时坦言：“我们没有很好的经验可借鉴，尤其面对境外捐赠，很多工作也是一边做方案，一边做修正。这体现了我们慈善组织参与大型紧急救援存在经验不够、预案不够的情况。”

康锋强调，疫情应急救援过后，慈善组织应该从机制的角度、行业的层面去做一个总结。“比如慈善组织怎样更高效地运转，收获是什么，存在哪些问题，下一步该怎么做，为今后的灾害救援应对工作贡献理论研究成果。”

清晰定位 明确方向与担当

白岩松和康锋所关注的问题，摆在首位的就是在重大突发事件下，公益慈善组织如何定位自己。

眼下，虽然很多疫情防控相关的公益项目均已收尾或者关闭，但仍有大量的工作需要社会组织来做，比如款物的使用去向跟踪与评估;疫后心理重建和哀伤辅导;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心理关怀……

“不论参与开展的工作内容是什么，社会组织清晰的定位都显得尤为重要。”康锋表示，参与疫情救助，慈善组织要找准自己的定位。

“政府主导，我们助力补充。”康锋认为，从汶川地震、冰雪灾害、泥石流等慈善组织参与救灾经验来看，慈善组织是动员社会力量、助力解决社会问题的机构。

不少社会组织的有关负责人对此深表认同。

上海卓越公益组织发展中心理事长徐本亮认为，疫情防控期间还是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的时期，更需要社会组织站出来，发挥其专业优势和专业能力，拾遗补缺，弥补政府工作的缺位和不足。“疫情期间还有很多小事、琐碎事需要有人去做，单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这就需要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其作用，这也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

“既要参与，又不能越位。”北京师范大学风险治理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张强认为，面对灾难，公益组织要把握责任与参与度的平衡。“公益组织需要有不缺位的担当，同时也需要有不越位的理性思考。比如我们需要关心自己、关心同行，也要看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方的行动。”

协同合作 热议长效机制建立健全

赢得这次大考，从眼前看，要科学精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从长远看，要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的体制机制，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

记者了解到，社会组织参与抗疫的复盘调查中，“建立社会组织之间的协作长效机制”与“建设和推进社会组织响应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长效协作机制”被业内专家学者和慈善组织相关负责人“点名”最多。

新冠肺炎疫情涉及面大，打破了行政区划，而地域上封闭，行动上隔离，加上《慈善法》颁布之后，更加强调了社会组织行动的法律规范性，这为社会组织发挥救灾作用带来诸多挑战，但也为行业内协同合作带来契机。

以遍布全国、规模巨大的慈善援助体系为优势的中华慈善总会及全国慈善会组织，在此次抗击疫情的募款募物、救援物资转运和社会捐款转赠等方面凸显了其优势。中华慈善总会率先发起了战胜新型肺炎疫情公共募捐行动，成立了行动领导小组及下设工作组，并明确职责。

早在1月25日，相应的行动机制就全面运转起来，对接湖北省慈善总会向湖北疫区源源不断输送慈善款物。而其他省级慈善会组织同步积极动员与协作，跨地域联动，以湖北省慈善总会和武汉市慈善总会为圆心，迅速铺就了一张慈善援助体系大网，不失为抗疫协作的典范。

常年参与中小灾救援的壹基金，在参与应急救灾及开展社会组织协作方面也同样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和经验。壹基金在此次救援中把“属地救援”作为项目策略，并推动当地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救灾机制，其长期积累沉淀的协作机制效果得以显现。

之所以能在紧急情况下迅速联动一定规模的社会组织开展协作，背后是壹基金花了9年的时间，投入大量的资源到20余省的市县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建设联合救灾机制。

记者了解到，壹基金在湖北迅速联动91家市县公益组织，得益于壹基金从2016年长江流域洪涝灾害救援后，花了3年多的时间投入资源支持湖北社会组织联合救灾网络发展，陪伴他们成长的结果。

“当地人办当地的事儿，当地的社会组织解决当地的问题，是此次疫情社会组织协作的特点，也是本该有的特点。”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李弘认为，北上广深除了社区类社会组织关注本地社区疫情防控外，其他的社会组织在公益生态里应该是一个支持协同、互相信任的角色。

关于慈善组织在面临重大灾害救援时的分工与协作，早已不是新鲜命题。记者了解到，疫情初期，武汉各大医院物资告急，相继向社会发出公告紧急求援，当某家公益组织快要把物资送到求援医院时，院方却表示已经收到了其他公益组织的物资捐赠。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对抗疫效率及资源配置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也凸显了社会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各自为政”、缺少统筹，暴露了缺少协作的短板。

“行业需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协作端口。”对此，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志南认为，如果今后能在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协作，并在平时的工作中注意一些端口的建立，有助于在应急事件出现的时候迅速启动协作。

北京致诚社会组织矛盾调处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何国科建议，行业应该进一步建立社会组织协作系统，比如数据化平台，整体呈现社会组织的抗疫行动，以及资源供需两方的是实时情况。“如果整个行业都能了解到同行伙伴的动向，有助于自发形成协作，整合资源，发挥更大效益。”何国科说。

爱德基金会副秘书长何文认为，协作与分工应该是一体两面的。有分工才有协作，社会组织协作需要避免因同质化而引发的不必要竞争。对此，各家基金会需要真正从自己专业、特长分工角度，有所取、有所舍，明确自我生态位。

“建设和推进社会组织响应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长效协作机制”也是抗疫后期在业界呼声较高的命题。

对于该机制的展望，上海市民政局原局长马伊里认为，这次疫情，政府行政系统自上而下的机制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强化。疫情当前，老百姓也表现出了极强的集体配合意识，大家愿意以诸如限制出行、取消聚餐等方式配合政府。政府的这套机制在这次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协同意识和学习应变能力得到很大的提升。同时她也提出，社会组织缺少动力，很多事情希望由政府来牵头。包括社区一些志愿和组织的行动，总体上还只是在自上而下的行政逻辑框架内。此次疫情的响应机制，都只是行政框架内的议题，而实际这应该是一个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马伊里认为，政府和社会组织合作，社会组织还是应该回归姓“社”，回归它的社会性，从社会当中连接自己的资源。

对此，也有专家持不同意见。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范斌认为，要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机制，社会组织应该在制度框架内开展防疫服务，合法合规合理地参与防疫，秩序井然，才保证了防疫的有效性。

“社会组织参与抗疫并不是盲目的从众行为，而是不断在政府一系列政策的指导下，调适自己防疫的计划。”范斌说。

而对于社会组织参与抗疫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乱象，范斌认为，面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各地区治理水平不一，导致一些乱象出现。社会组织应该认真踏实履行防疫职责，以做实事的姿态去防疫，以务实的精神作风彰显出了社会组织的精神风貌。社会组织彼此之间存在差异，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区别度较为明显。“中国的社会组织在疫情大考面前，要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参与疫情防控的机制。”范斌表示。

自身建设 抓住“再发育”的契机

“在实际参与抗疫过程中，社会组织人才和能力的短板依然明显、参与防疫的程度依然有限、角色定位及服务边界模糊、居民对社会组织普遍认识依然不足、保障激励政策处悬浮状态等问题，需要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宣传和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去进一步完善。”范斌认为。

记者发现，此次疫情影响了我国诸多社会组织发展甚至是生存，尤其是湖北省和武汉市一些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维持不下去”的窘境。对此，徐本亮认为，公益也是一个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整体压力很大，特别是一些初创的社会组织面临生存危机。呼吁有关部门可以尽快出台针对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

“疫情使确定的未来突然变得不确定，怎么办?答案是变成更好的自己。你的能力要提升，身体素质要好，应对变化的能力要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面对不确定性。我们补齐短板，自我完善，以加快改革、更加开放的姿态来回应这段历程，我们就会往前走。我们必须用进步来完成对不幸日子的补偿，而不是别的。”白岩松说。

众所周知，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国出现了社会组织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此次疫情大考能否为社会组织带来再次发展的契机?

恩格斯曾说，“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权敬)